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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单田芳大师解惑并解忧

为单田芳大师解惑并解忧
  
刘铎
  
近日拿到第313期《三联生活周刊》，该期的封面故事为《单田芳：明天听谁说评书》，刊登了我国评书表演艺术大师单田芳的访谈。访谈中，单田芳大师表达了两点意思，一是对中国评书既为群众所喜闻乐见，为何却生意惨淡、后继乏人的困惑；二是对于未来中国评书命运的担心。我至小听单田芳的评书长大，对老先生也是佩服不已。读此文章，便油然而生冲动，撰此一文，既解老先生之惑，也解老先生之忧，算作受惠于单田芳大师评书滋养的一点回报。
  
解惑：赢家通吃的社会
  
单田芳大师的疑惑是，既然评书为群众所喜闻乐见，为何生意惨淡、后继乏人呢？据了解，我国现有300多家电台、500多个频道有评书节目，廊坊、潍坊、保定、合肥等30多家地市电台还开办有专门化的评书频道。关于单田芳老师，据有关部门调查显示，目前，每7个中国人中，就有一个人在听单田芳的评书，单田芳的听众将近2亿人。为推广单田芳评书而成立的“单田芳艺术传播有限公司”现在每年仅税就上交一百多万元。所以，单田芳的第一个疑问有些不准确，我国的评书现在并非生意惨淡，只是后继乏人。
单田芳大师回忆说，“在当年，河北省流落民间说书的艺人有5000多人，东北也许更多。” 而如今，当你历数一下今天说评书的人，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田战义、连丽如、张少佐、孙一……能说评书的人不超过10个。作为评书界最年轻的表演者，孙一今年已经40岁。那么，我们的问题就变成，既然评书为群众所喜闻乐见，同时评书又远非生意惨淡，并且生意还不错，那么为何我国的评书事业却后继乏人呢？
要解释这个疑惑，需从深刻认识我们的社会入手。对现代社会，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弗兰克和菲利普·库克有一个精辟的概括，谓之“赢家通吃的社会”（The winner-take-all Society）。何为赢家通吃，即一人胜出，余者退场；或者至少是少数胜出，其余退场。具体到评书界，既然有了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袁阔成……，其余便该退场了。赢家通吃的社会的实现来源于技术层面的飞跃，主要是两个方面：
一是大众传媒，即广播、电视、互联网。过去在书馆说书，大师讲一部长书，往往少则上月，多则半年甚至一年。而且书馆容纳观众有限，唯有增多场次，可是再增多，一天也就24个小时。一流大师满足不了那么多的听众，于是便有了二流、三流说书人的空间。试想，当通过广播的“评书联播”、电视的“电视书场”，能够亲睹一流大师的丰采，聆听一流大师的演播的时候，谁还会去关注那些二流、三流甚至不入流的评书演员呢？尤其是互联网，更是随时有兴趣，随时可以去观看和收听。应该说，大众传媒的发展，帮助一流大师打败了二流、三流大师和广大活跃于民间的评书表演者。
二是复制手段，即磁带、VCD、MP3等数字化手段。过去，大师说书是面对观众“真刀真枪”地说书，如果再演一场，那就得再来一次。这样，能够听到一流大师评书的机会就是“稀缺”和“高昂”的；否则，就去听二流、三流的评书吧。于是，不同层次的评书的生态是完整的。而复制手段的飞跃，让大师的表演变得低廉。试想，把大师的表演通过磁带、录像等记录下来，再运用先进的复制手段进行复制，这是多么微不足道的成本。而且，显而易见的是，复制一流大师的一段评书并不比复制二流、三流的更昂贵；同样，观众购买一盘一流大师的评书也不比购买一盘二流、三流的评书更花钱。这样，一流大师进一步排斥了二流、三流的评书演员。
“单田芳艺术传播有限公司”的负责人肖建陆曾用“空前绝后”一词来形容单田芳现在的影响，确实是正确的。所谓“空前”，不是在赢家通吃的社会，没有评书艺人可以取得单田芳大师今天这样的“垄断地位”；而同时，又是因为处于这个赢家通吃的社会，单田芳等一流的评书大师亲自“绝”了中国评书的“后”。
其实，单田芳先生是当今一位德高望重的艺术家。对于评书事业，他更是倾注了心血。在整整50年的说书生涯中，据说有录音记录的评书单田芳就说了109部，加在一起有12000多回，如果他的评书每天播一回的话，可以播到2036年。而且单田芳的评书题材非常广泛，从反映商周时期的《封神榜》到眼下的改革题材，无所不包。中国评书的“绝后”，并不是因为单田芳大师的辛勤与努力，而是由“赢家通吃的社会”的深刻的内在运行逻辑决定的。
  
解忧：闲暇社会的来临
  
单田芳大师的第二个意思，是为将来中国的评书命运担心。单田芳大师回忆，在评书进入广播之前，他都是在书馆里说书。在那个年代，在广大的城市和乡村，评书是人们最重要的娱乐方式，并且当时还是传播历史文学知识的媒介。可是，单田芳大师觉得书馆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了。在北京，曾经有评书艺人在西单商业街、朝阳公园、什刹海岸边尝试过重振书馆，然而都没有成功。虽然身为中国评书界的“擎天白玉柱，架海紫金梁”，单田芳大师也没有信心再去办一个个人书馆了。
所以，中国评书未来能否重振辉煌，归根到底取决于那个逝去的书馆时代能否重新到来。单田芳先生对之持悲观的态度，而我则不然。西方社会学认为，我们的社会正在进入一个闲暇社会的时代。闲暇社会的来临直接肇始于社会劳动生产力水平的提高，随着劳动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会大大节约劳动力，甚至在将来会难以想象地节约劳动力。当然，服务产业的发展，会解决一些劳动力就业，但是长远来看，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也在提高。这样，将来社会的劳动力会绝对的富裕。但是，社会不可能不给大多数人就业的机会，就业在任何国家几乎都被明文规定为一种基本权利。于是，社会必然要通过缩短劳动时间或者说工作时间的方法来保证更多的人就业。现在通行的工作时间制度是是一周5天，每天8小时，那时可能是每周4天、3天甚至2天，每天6小时、4小时甚至2小时。工作时间的减少，其结果便是闲暇时间的增多，从而进入一个崭新的“闲暇社会”。
闲暇社会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利用闲暇。很多学者提到，闲暇社会中，体育和艺术会空前的发达，尤其是诸如评书等“草根艺术”。所谓草根艺术，就是指那些根源于农业社会的民间艺术形式。农业社会其实是原始的闲暇社会，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白天忙，晚上闲；收种时忙，而其余时间则闲暇，于是便滋养了评书等各式各样的草根艺术。随着人类进入工业社会，首先是闲暇的丧失，其实是由于“赢家通吃”的机制，草根艺术逐渐丧失了其生存的空间。而伴随闲暇社会的来临，人们必然越来越不满足于在电视上、广播里去欣赏评书，书馆中的评书表演必然会重新出现并大行其市。10多个一流大师焉能满足中国评书爱好者这个巨大的听众市场，于是便有了二流、三流等广大评书表演者生存的空间。当然，一流、二流、三流的表演者各有其表演的区域和价格。那时，有钱您去听一流的，没钱就去听二、三流的；而且还别想宰客，不行咱换家馆子听去。
最后，用一句京话，叫做——评书，且听着呐！单田芳大师，您就瞧好吧！